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比较语法对我们今天的双语

引言

罗马孩童们就像我们今天的小学生们一样，整天做着从希腊语到拉丁语，再从拉丁语到希腊语的翻译练习，勤奋地在西塞罗和德摩斯梯尼，或在荷马和维吉尔之间进行对比（我们记得，“比较”是通向修辞学的方法之一）。从瓦罗到帝国晚期，拉丁语法学家们正是通过对两种语言的比较，开启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比较语法”。我们古典教育的典型方法正来源于此。

这应该是拉丁人的荣耀：要知道，希腊人文主义总是拒绝让另外一门外语在它的通识教育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在它的眼里任何非希腊的语言都是“野蛮的”。希腊人同拉丁人不同，自命拥有独一无二、独立自主的文化。当然，从波利比奥斯到普鲁塔克，也有一些希腊人对罗马的事物带着好奇心和亲近感，但他们只是一些专门人士和文化间的联络官，无法代表大众的文化观。

在共和时期，拉丁文化才刚刚萌生，对希腊世界来说，罗马是充满敌意的陌生人，是征服者和独裁者，因此他们抱有这种漠视和傲然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当帝国时期的希腊人已经摆脱战败者的感受，同意大利人和西方人一样，融人到了这片广袤的、与整个文明世界合二为一，被称为“罗马”的国土时，希腊语和拉丁语这种态度依然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

双语的罗马世界在这个时代，罗马世界存在着双重的统一运动，即罗马主导的政治统一和希腊主导的文化整合，这两大趋势将地中海世界的东西两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过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帝国并未实施语言的统一化，帝国的东西部仍然分属两大影响区域，由两大文化语言分别主宰。从地图上看，二者之间的分界线清晰可辨，它首先穿过一些文明尚未开化的地区，那里的土著语言被希腊语和拉丁语替代或压制。

不过说到两大文化语言的相对关系，很难说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有谁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事情总是错综复杂的，尽管大希腊地区和西西里被拉丁化，但罗马在连接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北部的艾格纳提亚大道沿线分散建立的殖民地却更倾向于希腊化。究其原因，是因为罗马国家鉴于希腊文化所拥有的伟大声誉，从未真正试图将拉丁语强加给它的东方国民。

罗马政权可以无视凯尔特和日耳曼民族的诸种“蛮荒语言”，却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希腊语的官方地位：一切有关东方省份的法令、元老院布告、赦令等公布时都被翻译成希腊语；从克劳狄乌斯皇帝直至帝国晚期，帝国司法部门都拥有两套平行的通讯系统，它们自哈德良皇帝治下开始，分别由会讲拉丁语和会讲希腊语的官员管理。也许，希语并未真正取得过同拉丁语完全对等的位置，竟后者作为查士丁尼一世所说的“国家语言”，在某些方面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例如直至亚历山大·塞维鲁皇帝在位时期，遗书都必须用拉丁文撰写，此后虽不再有明文规定，实践中也大多如此。

又比如，原则上法官执行公务期间必须使用拉丁语，这个古老的法律也保留了很长时间，直到首位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在位，才允许法官们直接用希腊语宣判。不过在事实上，罗马帝国的官员大多通晓希腊语，只要有可能，他们宁愿不用翻译人员，比如法庭上的审问和辩论就常常直接使用希腊语。一份记录向我们还原了公元年5月27日在安条克直抵卡拉卡拉皇帝御前的一个诉讼案，报告的题目是拉丁语（判决书必须用拉丁语），但辩论的过程中，从皇帝开始，大家都用的是希腊语。

只有军队才是纯粹的例外，各级军官均使用拉丁语。至于民政部门，在希腊化的东方，他们会在当地招募大部分官吏，而且本地化的不仅仅是下层吏员，很大一部分还是跻身骑士等级的地方财政长官。很少有希腊人学习拉丁语，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人很少热衷于学习拉丁语就不足为奇了。只有那些贵族家庭小精英圈里的年轻人除外，他们享有皇帝的恩惠，有望得到元老院的接纳：像未来的执政官赫罗狄斯·阿提库斯就专程到罗马的一个朋友家学习拉丁语，此人名叫卡鲁西欧斯·图卢斯，是阿提库斯日后的学生马可，奥勒留皇帝的外祖父。

还有一些人学习拉丁语是为了从军或投身政界。可事实上，大部分进入帝国官场的希腊人往往一辈子都在自己出身的东部省份任职，他们很少离开东部，只有在他们的官职晋升到足够的级别，够得上赴首都述职时才会远赴罗马。在希腊，见到对罗马文学感兴趣的文人是可遇不可求之事：拉丁语的学习始终没有列人希腊地区通识教育的大纲，它仅仅作为技术教育的一部分存在，其价值主要是为学习法律这门纯粹的拉丁学科铺路。

希腊青年因抱有宦途之望而希望学习拉丁语的情形，从公元1世纪起已可见于史籍，但直到公元3世纪后数量才有明显增加。在塞维鲁王朝治下，从卡拉卡拉皇帝之母尤莉娅·多姆娜时期开始，东方通往向罗马大法官位置的道路被打通了。我们由此知道了很多出身希腊地区的高级法官，如帕皮尼亚努斯、乌尔比安等；我们还看到一些年轻人，如后来的基督教圣徒“显灵迹者格利高里”和他的哥哥，于公元年离开他们的故乡卡帕多细亚，来到贝鲁特这一东方的拉丁语和法律研究中心进修。

到帝国晚期，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快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埃及发现的所有用拉丁语写成的学校文献都出自4-5世纪。有很多史料证明，那时不少东方家庭希望将他们的儿子推向这条道路，而像里巴尼乌斯这样的希腊演说家则开始担心罗马或巴勒斯坦地区（如贝鲁特）的拉丁学校的竞争。这不仅仅是国家官僚机器发展的结果。在戴克里先皇帝和他的继承者身上，似乎可以看到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即要发展东方对“国家语言”的认识，以此来加强帝国的凝聚力。

这也就解释了4-5世纪时，拉丁语在埃及法庭的地位为什么也越来越高。至于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更是在希腊世界的中心设立了一个永久存在的拉丁化的基石。事实上，在4世纪时已经出现了一批出身东方的拉丁语作家和高级官员，杰出者如亚历山大的克劳狄乌斯，还有曾担任罗马军队将领的历史学家安条克的阿米安努斯·马塞里努斯。但这种进展是相对的，并且很快便停止了：从4世纪末开始，希腊语在贝鲁特的法律学校的教学实践中代替了拉丁语的地位。

《新律》这部法律汇编也显示，从查士丁尼一世开始，皇帝已开始用希腊语来立法了，在这个意义上，此时的罗马帝国事实上已变成了一个希腊帝国。希腊语在罗马在帝国晚期，拉丁语地区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就实行的双语制教育从未遭到质疑。至少从理论上讲，它与实行双语制之前的旧传统持续了同样长的时间。人们总是说，一个文人如果名副其实的话，他在童年时代就应该读过荷马和米兰德。

在高卢地区，不光诗人奥索尼厄斯（约-)时期，直到希多尼乌斯·阿波利纳乌斯（生于公元年前后）的时代，人们都这样看问题；在非洲，不光是圣奥古斯丁时期，哪怕晚至5世纪的基督教诗人富尔根提乌斯的时代亦是如此。历史学家面临的唯一的，也是十分微妙的问题，在于如何衡量不同时期希腊化带给罗马年轻人的影响的深度和真实性。让我们再追根溯源一次吧。

结语

早在小西庇阿时代，我们就已经看到希腊文化实实在在的影响力；那个时候，有教养的人首先就指会讲希腊语的人。在整个公元前2世纪，掌握希腊语的重要性都在不断增加，西塞罗的《布鲁图斯》这本记述旧时演讲者的流水账足以证明这一点。到这个世纪的90年代，知书达理的罗马人讲希腊语如同讲母语一样流畅，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了，甚至有一些赶时髦的人假装看不起自己的母语，而罗马文人用希腊语写书尤其是写历史著作，也是流行已久的时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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