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医院电话 https://wap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jzpj_p2/简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规模应用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书写媒介，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书籍起源，在此之前的甲骨、金石以及陶泥都无法做成书籍样式以供人阅读，因此它们只能作为文字记录媒介承担特定的功能，不能像简牍那样成为大范围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简牍媒介对文化的传承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很长的时间内它只被视为书写材料而已，其意义并没有得到彰显。
近年来，随着地下出土文物的增多，简牍媒介的真实面目开始更为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它在春秋战国时期所具有的重要文化传播价值也开始为人们所了解。
通过对简牍媒介的整体考察，全面系统地分析其在春秋战国时期所承载的特殊文化使命，从而为更加准确地把握简牍媒介的文化特性打下基础。
殷商与西周时期简牍媒介的文化地位
作为书写媒介的简牍具有悠久的历史，早期人类在选择书写媒介时多是就地取材，埃及尼罗河畔莎草繁多，所以当地盛产莎草纸；
巴比伦两河流域泥沙细软，于是就有以泥版为媒介的楔形文字；至于印度，则取最为常见的贝树叶为书写媒介。
在盛产竹、木的中国上古时代，简牍可能是最早也是最经济廉价的书写工具。从传世典籍及出土文献看，简牍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成为重要的书写媒介。
“战国时代以前的简策尚未发现，但由古代文字及典籍的记录中仍可看出，竹、木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书籍材料。‘册’字象征着一捆简牍，编以书绳二道，最早见于殷代甲骨卜辞。和‘册’字相关的‘典’字象征册在几上，亦见于两周金文。这两个字，常指史官记录文件”。
显然，简牍早在商代就成为书写媒介，商人用它记录自己的重要事件，西周时代同样用简牍记录各种命令诏诰。
类似的记录在西周中晚期的铭文中相当普遍，如四十三年逨鼎、更早一些免鼎等，可见简册已经成为整个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比西周前后时期青铜器铭文内容可以发现，早期任命中并没有明确记录要有相应的简册。
“册”其实指的是媒介性质，即该媒介是简牍制作的，这由“册”的字形可以得知，而“书”则是用册所记录下来的文字内容。
这些文字最初可能就是对任命进行的简单记录，然而随着制度规范的不断发展反而转化为先准备好任命文字材料再到现场宣读。
如果仅仅是作为象征之物，那么简册即使不写任何文字都可以作为权力的象征而赋予受命者某种职位，但由于有“书”的内容。
这种任命才会形成越来越完善的体制，最终形成公文制度，也使册书本身得到定型，这种定型后的册书进而推动了书籍观念的诞生。
简书在军事方面同样大显身手，它对任命军事首领以及征调军队都有重要用途。
在西周时期，征集军队出战需要发布相关的简书命令，《诗经·小雅·出车》中记载了士卒面对出征简书时的心情，“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无论如何，简书在军事活动中可以作为重要的军事机密文件快速传递消息，这样无疑提高了军队的作战效率，使军事行动更加有效。
简书记录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在战争结束后可以根据记载论功行赏或追究责任，有助于周王加强对军队的掌控。
对于一个相对成熟的官僚系统来说，最高行政长官与下属官员的比例应该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太史与史官材料的数量差异恰恰说明在西周时期史官系统内部的结构已经臻于完善。
作为最高长官的太史在同一时期内一般只有一人或二人，而相应的下属官员则可以达到数位。
鉴于商代时期不可能有太高的识字率以及简牍制作工艺还未必如后世那样完善，当时的简牍媒介在记录内容上也只能优先选择重要的国家大事。
这种情况发展到西周时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简牍已经成为王朝，在重大活动中进行各种文字性记录。
不仅如此，简牍媒介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关经济民生的官司判决一般都会记录存档。
随着简牍媒介应用范围的扩展，掌管文字记录的官职地位逐渐上升，内史之类的史官在西周王朝成为重要的官职。
总的来看，简牍媒介从物质层面改变了西周时期的文化政治形态，使整个社会越来越倚重书面文字信息，进而提升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简牍媒介的普及与春秋时期文化的平民化
尽管简牍媒介在西周时期已经展现出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但从整体上看西周仍然是青铜媒介的时代，不仅我们现在理解西周社会文化时仍要倚重传世青铜器铭文，而且即使在当时青铜器铭也是记录重大事件的主要媒介。
青铜媒介造就了当时的礼乐文化制度，上至周天子下至庶民百姓，他们都严格遵循这一制度。围绕青铜器所诞生的一系列繁琐却又严格的礼仪规范既是西周文化的成果，也是西周贵族社会的精神实质。
在青铜媒介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简牍媒介虽然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但仍然是附属媒介，它的功能是辅助性的，或者说简牍媒介在此时仍然受青铜媒介所营造的文化氛围所支配。
作为属国的商跟周都是在前一王朝的统治下延续数百年才最终夺权成功，简牍媒介经过殷商与西周的漫长岁月之后，终于在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在西周社会中，青铜代表了贵族的尊严与风范，也是这个时代的核心文化要素，青铜的耐久性使其能经受起时间的考验，从而最容易传达出西周贵族的文化信仰与宗教意图。
简牍媒介则无法像青铜那样坚固耐久，它们更多被作为轻便易取的日常消耗品而使用。二者相较而言，青铜体现了贵族文化的气质，简牍则更加具有日常化、平民化的色彩。
西周国家的突然崩溃为简牍媒介的解放提供了契机，曾经约束周人生活的礼仪规则由于中央政权的突然坍塌而失去了强有力的行政支撑。
因为中央权力机构的瘫痪而带来的一系列权力真空导致了长达五六百年的春秋战国大混乱，青铜媒介所创造的文化秩序也逐渐在混乱无序中解体。
当时著作观念的缺乏并不是人们没有著作意识，而是传统的文化传承模式所致，由于在西周时期官方文档的掌控者是家族世袭模式，因而也无法培养出个体的文化独立性，他们只是西周文化体系中的符号性存在。
在新的境遇下，这些原有的文化掌握者必须切换生存模式，著书立说与开馆授徒成为这个时代的新选择。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简牍制作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但是出土简牍的增多却说明简牍至少在东周时期就已经成为主要的传播媒介，也基本能满足当时的需要。
简牍媒介的文化关系与知识身份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物质媒介层面的变革也带来诸多文化层面的新特性。简牍媒介将文化知识从贵族体制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普通平民都能够学习接受的对象，这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模式，从而生成了新的文化关系。
在整个春秋时期，与思想文化蓬勃发展相映照的是私学教育的盛行，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后者则是前者的基础保障。
由于传统文化秩序已经无力维系整个社会的运转，当时的文化掌握者不得不开始改变家族传承的模式，将文化从家族推向社会。
私学的兴起表明西周的贵族文化体制及其传承方式都已经走向崩坏，在西周体制中，文化掌控在贵族手中并且形成了稳定的家族传承模式，私学则打破了以史官家族传承为代表的西周文化模式。
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主动兴办私学的学者，他的这一创举不但为自己赢得了众多学生，也建立起一种新的人际关系。
在曾子看来，正是子夏对老师思想的不敬才使其接二连三地遭受厄运，师生之间的文化传承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伦理关系，这不仅意味着西周文化传承模式已经过时，也意味着新的文化传承模式开始建构。
当知识作为一种资源由拥有者自主选择传播的对象时，学生的出身就不再是必须严格把关的对象。
虽然作为文化资源拥有者的老师在具体的招生过程中仍然会考察对象的资质禀赋及人格品性等，但此时主要的考察目的已经变成对象是否具有接受某种学问的基本能力，这显然与出身高低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简牍媒介的普及应用才推动了新的“士”观念的形成，并且在新士人群体内部形成一种鲜明的文化自觉。综上来看，在春秋战国诸侯互相征伐的动荡时代，文化向平民阶层扩散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
我们当然不能将这一切都归之于简牍媒介的大量应用，但毫无疑问，简牍媒介在这一过程中的大范围应用也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
正是简牍的大规模应用才使得文化能在全社会范围内迅速扩散，在简牍媒介的推动之下，有关周王朝中央及各诸侯国内部的文化档案开始在不同国家之间传播，这无疑提升了文化的社会影响力。
在文化传承模式上，私学的兴盛也使得文化不再是某个家族的专利，新结成的师生关系，无论是在传播广度上还是在传播质量上都远较家族传承优越，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也进一步提升了简牍媒介的社会地位。
不仅如此，由于知识传播所覆盖的人群范围扩大，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士”得以形成，尽管他们拥有各自的社会身份与思想观念，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知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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